所谓拆迁纠纷，是指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民事纠纷，主要包括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纠纷。前者是指拆迁当事人对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经协商达不成一致而产生的民事争议。后者是指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定后，因当事人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协议而产生的纠纷。随着我国城市市政建设、旧城区改造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这类纠纷日益增多。在拆迁纠纷引起的案件中，由于主体的形式平等性和主体对该法律关系内容的协商一致性，决定了该类纠纷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类纠纷多适用民事案件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但事实证明，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平等的举证原则，不利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拆迁纠纷案件作为民事案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本文试从举证责任的实质及当前拆迁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现状入手，对我国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问题作一初步探索。
 
一、举证责任的实质及拆迁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现状
　　举证责任是特定的诉讼当事人依法律规定对一定的待证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法律设置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的问题，即解决这种真伪不明状态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的归属问题。举证责任的实质是法律预先设定的一种法律后果，即当一定事实是否存在难于查明而法院又需作出裁判的情况下，依法推定由承担举证责任一方承担败诉后果的法律制度。举证责任的设定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法律价值的选择，表现为在特定情况下对特定的当事人一方给予更充分的保护。
　　城市房屋拆迁，事关国家及千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甚为各界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务院1991年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我国唯一的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问题的全国性法规。该法规适应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带有较重的计划体制色彩。在上海，从1991年开始，市政府相继颁布了《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上海市危棚简屋改造地块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行办法》等一系列行政规章，对规范上海的城市房屋拆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看，目前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的房屋拆迁行政法规、规章效力层次较低，政策性强、内容上偏重实体权利的规定。有关程序方面的规定甚少，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更是未曾涉及。
　　实践中，通行的做法是将拆迁纠纷视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在司法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上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拆迁纠纷案件是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我国特有的民事案件，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引起拆迁补偿安置法律关系的是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拆迁和发布拆迁公告，这一行为本身代表着国家意志，被拆迁人对此并无选择的自由。其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拆迁纠纷法律的主体，也是依行政法规、规章确定的，当事人之间并无选择的自由。再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表面上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但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并非实质上的平等。因此，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平等举证原则并不公平，不能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二、拆迁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以下根据。其一这是由拆迁纠纷案件自身的特征决定的。首先是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性。拆迁纠纷中，拆迁人多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拥有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的组织，被拆迁人则往往是缺乏专业知识、缺乏组织的能力微弱的个体。且在实践中，从协议的订立到履行，基本上由拆迁人进行操作，合同条款也是由拆迁人格式合同形式提出，被拆迁人地位被动并无太大的选择余地，往往出现拆迁人为求效率违规操作现象。如有的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对被拆迁人采取一哄二骗三吓唬等手段迫使被拆迁人拆迁；有的拆迁人在协商过程中对被拆迁人许下种种口头承诺，在之后引起的纠纷中又一口否认；有的拆迁人在被拆迁人交付私房征求意见书时不出具收据，在纠纷涉讼时则以未收到为由使被拆迁人丧失保产权利；有的拆迁人以章在单位事后加盖为由签协议时不与被拆迁人同时盖章并将协议全部拿走而不将协议书原件甚至复印件交付被拆迁人，便利其事后添加内容；有的拆迁人甚至以一条龙服务为由要求被拆迁人将私章交付拆迁人处使纠纷涉讼时协议真假难辩。似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二者在订立及履行协议的过程中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其次是加害对象的广泛性。传统民事案件，相对方都是特定的、个别的，比较单纯直接。而
在拆迁纠纷案件中，被拆迁人往往是一个人数众多、有着共同利益但又缺乏组织性的群体。因此作为加害对象一方，他们是不特定的、广泛而又复杂的。特别是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房地产业迅速崛起，旧城改造速度大大加快，这一群体还有日益扩张的趋势。此外，拆迁纠纷还因其涉及的对象是关系市民身家性命的房产而在严重性上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最后是大量侵害行为的隐蔽性和合法性。由于拆迁法规、规章效力层次不一，数量庞杂，变动性较大，一般市民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订立协议时，被拆迁人往往只能依据拆迁人出具的法规或提供的意见。实践中还存在拆迁人的种种违规操作。这些一经合同签字盖章成立生效即具有隐蔽性和合法性。在之后引起的拆迁纠纷案件中被拆迁人因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力量的单薄往往难以对此举证。其二，举证责任倒置能更好地体现拆迁法规的立法精神。我国的拆迁安置制度是住房福利化的产物，因此拆迁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福利性的色彩。可以说拆迁安置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它对改善人民居住条件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上海市危棚简屋改造地块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人均不足10平方米，按照人均10平方米计算。”第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户中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的，可以在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计算标准进行安置以外，再增加建筑面积10平方米，但独生子女已经结婚的除外。”拆迁安置的福利性特征决定了拆迁法规必然注重对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更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能促使拆迁人更好地依法订立和履行合同。这与拆迁法规的立法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在拆迁纠纷的民事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其实施的客观基础，因为民事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在我国已有先例可循。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民法理论基础在于无过错责任。它始于1904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起因在于，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诸如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领域的民事纠纷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地位的差异、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悬殊，要求当事人负担平等举证责任对处于劣势的社会公众一方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在这些领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以强化对弱者的保护。我国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也通过立法明确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即规定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6种侵权诉讼：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高度危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及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此外，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也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在特殊领域的民事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经立法确立后，审判实践中已适用数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审判人员对其都有了足够的认识和积累，这为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三、拆迁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具体适用
　　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将举证责任全部推向被告一方，要求被告承担终极的举证责任。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是指拆迁人就被拆迁人所起诉或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拆迁人的违法操作或造成损害己方是否具有过错而依法承担的最初一轮的举证责任。主要表现是：其一，被拆迁人须为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使其能够成立的必要证据。如：被拆迁人须证明权利受损害事实的存在，证明权利受损程度如何以及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存在违法操作可能给自己造成的损害。被拆迁人无须证明拆迁人的违法操作必然给自己造成损害或导致协议无效。此时举证责任转移给拆迁人，拆迁人须举证自己并无过错或损害系由原告或第三人的行为所致，否则将承担败诉的后果。其二，将拆迁人举证证明了自己无过错、操作不违法或损害系由原告或第三人的行为所致，则举证责任将又转移给原告，此时原告不能主张举证责任倒置而免除自己的举证义务。因为法律规定倒置的是拆迁人就其是否有过错而承担的起始轮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涉及的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所举的证据以外主动收集证据。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之间并不矛盾。它们都是查清事实正确裁判的基础。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当事人囿于知识、财力、信息等方面原因，举证能力有限，对有些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人事档案、行政执法部门卷宗材料等无权收集，因此法院查证还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即明确了法院查证的范围。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其第二款则明确了后果承担，即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这一规定将民事诉讼中法院查证与当事人举证相衔接，使诉讼主体各方的举证责任以及后果负担更为明确。
　　综上所述，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符合法律保护弱者的精神，能更好地体现社会正义。在现阶段既有必要性又有相应的客观基础。另外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适用中，应注意既要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又要避免侵害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既要充分调动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又要发挥法官调查取证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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